联邦宪法法院在这一点上一再强调，基本权利也包含了所谓的原则性规范。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第11条第3款规定：对可疑人员进行人身检查时，对拒绝接受检查的，民警可依法将其带回公安机关继续盘问。对在十二小时以内确实难以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的，可以延长至二十四小时。
该文件第3条规定：民警执行盘查任务时，应当始终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因情施策，确保安全。5. 继续盘问真的能关你24小时？ 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恐怕确实是这样。视频里的那位警察同志，您不是认为两位女孩不懂法么？我正好还懂点。有些媒体在报道此新闻时认为两位女主是被警察强制传唤了，其实并非如此。《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42条规定，办理行政案件时，可以依法对违法嫌疑人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继续盘问、强制传唤、强制检测、拘留审查、限制活动范围等强制措施，说明继续盘问和强制传唤有着本质区别。
关于人身检查，对经过盘问，确认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嫌疑不能排除的，应当先对被盘查人依法进行人身检查，并进一步检查其携带物品然而，判决在肯定了补偿必要性的原则后却笔锋一转，指出，一般而言，为了公共利益对财产权施以法律上的限制，由此对权利主体产生的不利应属于财产权的内在社会制约，权利主体理应忍受而无权获得补偿。更引人关注的是，该法院认为《商法典》第60条并不仅仅含有一个关于执业（Berufsausübung）的规定，而是—这是有道理的—一个关于职业选择（Berufswahl）的规定。
因此，在作为解释方针之外还有一个基本权利发挥作用的维度。[117]因此，一个侍者或者女服务员不能以不符合宗教信仰的理由在周日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尤其是立法者或者代替立法者履行职能的法官必须针对由私法自治造成的基本权利的威胁有所作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私法主体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像国家和公民之间那样的权力差距（Machtgefälle），只有国家拥有诸如颁布规范、行政行为或者刑罚这样的强制手段，而私法主体只是相互间权利平等的主体。
然而值得怀疑的，这到底是一个基于自身的原因，还是一个不应归入《民法典》第616条第1款的客观原因，毕竟它在可能的情形中会牵涉到一大批雇员。然而，通过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第888条第2款排除强制执行便已经照顾到了这一点。
[8]因此，进一步的讨论绝非多余，尽管本文提出的反对意见并不见得新颖。[20]既然在私法中不存在独自克服社会权力的问题，那么这一因素就不能成为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的依据。恩内塞姆斯清楚地揭示了这一问题（Enneccems, Rechtsgeschitft, Bedingung und Anfangstermin, 1889, S. 152 ff.）。（5）前面的讨论主要限于内容自由（Inhaltsfreiheit）。
国家并未通过许可私法自治向私法主体移交了一个原本属于国家自身的任务，而只是吸收了一种所有实在法之外的规制的可能性（Gestaltungsmöglichkeit ），并赋予其法律强制。以罚金和拘役强制强迫一个记者发表特定言论，或者强迫一个画家作画，肯定也是对人格权的核心内容不可容忍的侵犯。此外，伯默也低估了债务人参与程序的意义和寓于程序参中的自我保护的机会（在系争案件中表现为自愿支付小额债务）。[94]由此，这也在保护命令功能的主观权利属性（参见脚注87）方面为宪法诉愿提供了一个基础。
然而，联邦宪法法院不是在干预禁令和防御权这一传统功能上适用《基本法》第5条，而是仅仅从中推导出一个基本权利对民法的辐射效力（Ausstrahlungswirkung）[35]此种裁判意见在默菲斯特裁定（Meohistobeschluss）趋于极致，而且默菲斯特裁定本身也是此种裁判意见的显著的实践后果。两个一般性范畴对于问题的明确具有重大意义：规范的相对人（Normadressat）和规范的结构（Normstruktur）。
更为妥善的做法则为，一方面承认此种情形中存在自由的撤销权，另一方面通过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22条使此种撤销权与补偿信赖损失的义务相挂钩。这实际上就是某些直接第三人效力学说的观点。
[129]尽管劳资协议具有规范效力，但它更接近私法自治的领域，而非《基本法》第1条第3款意义上的立法（Gesetzgebung）。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领域中可资使用的制裁手段不仅仅是强制缔约。眼下在缔结自由（Abschlussfreiheit）方面可能很难发展出一个与之类似的手段丰富的保护体系。在田间磨坊案中，这一问题的回答肯定是否定的。联邦最高法院的错误还在于没有正确认识普通法律立法者的规制权限和在规制上的主导地位。一般行为自由（allgemeine Handlungsfreiheit）在私法领域有着极为广泛、与法无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因而不能先验地认定存在其他私法主体违法的侵害行为。
施瓦伯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53]并且由此建立一种独特的直接第三人效力说。这个观点不仅仅是针对私法主体的行为本身，也是针对规制他们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而言的，因而它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私法主体，甚至连私法规范也摆脱了基本权利的直接约束。
从另一方面看，社会权力的存在本身也不足以使基本权利可以得到直接适用，毕竟权力差距本身尚不能导致事实上的合同协商自由遭受危害。与杜里希的观点相反，两个相对立的私法主体援引基本权利并不能证明基本权利在私法主体之间……从本质上讲具有其他意义。
因为根据这种观点，人们事实上不能将‘私法上的征收与促进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vgl. Schwabe aaO）。如果我们采用后一种观点，将Kündigung译为解除，那么这个术语在德国法中的特殊含义就无法准确表达出来了。
（1）将请求权解释成以合同为条件的法律救济，这是施瓦伯的第一个依据。相反，《商法典》第74条以下诸条款恰恰是用来保护职业自由的。这些宗教的教徒因而很少或者基本上没有在这方面受到保护，例如穆斯林客籍工人。人们惟一能够依赖的也就只有强调基本权利的基本原则属性了。
既然按照联邦宪法法院针对《刑法典》第218条的判决意见，立法者甚至有制定保护基本权利的刑罚规范的任务，那么这必然也适用于干预作用较为轻微的私法，并且更有甚之。《基本法》第3条第1款亦是如此，因为它只规定了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这一必要性要求，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征收才是被许可的。differenzierend Thielmann, Sittenwidrige Verfugungen von Todes wegen, 1973，S. 300 ff.。
因此，私法中的过度禁令在法律行为制度中主要是《民法典》第138条、第242条，《一般交易条款法》第9条（vgl. schon Canaris Anm. zu BAG AP Nr. 7 zu § 611 BGB Treuepflicht unter I 1）。[84]Vgl. BVerfGE 39, 1，42 ff.。
[87]此种解释也完全为客观—目的性解释所印证和强化：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功能的角度上看，保护公民免受他人侵害（谋杀、盗窃、强奸和敲诈勒索）是国家和法的首要任务。三、作为保护命令的基本权利 （一）教义学上的基础 在我看来，基本权利对私法主体行为作用的根本基础其实是联邦宪法法院从基本权利的基本原则规范属性中导出的基本权利的另外一种功能。（1）前面提到的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在这一点上应该受到批评。[44]因此，联邦劳工法院正确地直接用《基本法》第12条判断《商法典》第60条意义上的法定同业禁止，并通过合宪性解释限制其过于宽泛的字面意思，将其仅仅适用于雇主所在的行业中的竞争行为。
该院认为，《商法典》第112条以下的竞业限制只有在它符合所有股东意志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因此它永远是一合同约定的、以股东的共同意志为基础的同业禁止条款（vgl. BGHZ 38, 306, 316）然而与之相反的是，《商法典》第112条以下的同业禁止条款在所有缔结人均未考虑到这个问题时也是有效的。[74]米卡特（Mikat）在杜里希（Durig）的看法的影响下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在私法之中实现由基本权利所设定的对于整个法律生活均有效力的价值体系的惟一可能性在于，依据这一价值体系解释和适用能够为价值所填补的和需要为价值所填补的私法概念和一般条款。
因此，对干通知终止而言不存在基本权利的直接约束。[56]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理论和凯尔森的一个表述颇为相像（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2. Aufl. 1960, S. 261 f.）。
然而，通知终止在劳动法和租赁法中广泛地被人使用必要性和比例原则审查，并且在本可自由终止的情形中还受到《民法典》第242条意义上的比例原则的审查，而非仅仅受《民法典》第138条意义上的宽松的限制，[73]这绝非没有任何理由，这是由通知终止的单方面性所决定的。[78] 所有这些表述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错误地将间接第三人效力学说片面化。
